8月18日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布，将国际刑事法院（ICC）的院长及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名单，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，并禁止其进入美国的金融体系。同时，其在使用的苹果账户和亚马逊服务也瞬间中断。至此，随着之前已经被制裁的8名法官，ICC的18名法官中已有9人受到美国制裁。此外，近年来多国如马里、尼日尔、布基纳法索、乍得和委内瑞拉等相继提出退出申请。预计到明年7月，该机构将从125个成员国减少到120个。而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，还可能会出现更多国家退出的局面。如此半数法官遭制裁，ICC正在走向解体的边缘。

赤根智子受到制裁并非偶然。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，美国已经多次对ICC施加制裁，特别是针对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的检察官几乎都已遭到制裁。鲁比奥曾表示要“逐步拆毁国际刑事法院”，现在看来，这一构想似乎正在变为现实。法官一个个被制裁，成员国接连退出，这一切都如同是一种“物理拆解”。然而，国家的退出并非立刻生效，依照《罗马规约》第127条规定，成员国退会需提前一年通知。马里、尼日尔、布基纳法索已经在6月底递交了退出申请，乍得和委内瑞拉在7月也提交了申请，即便这些国家现在选择退出，亦需要等到明年中才会真正生效。因此，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，ICC将面临法官被一一制裁与成员国逐步退出的双重压力，形成了持续的“慢性失血”局面。

美国对ICC施加制裁的理由是该机构对未承认其管辖权的国家进行调查与起诉。换句话说，是因为ICC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，因而美国决定对其进行打压。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称这是一项“特朗普政府对ICC非法滥用权力的有力回应”。很多人将这一事件简化为美国在报复法院，但制裁带来的伤害不仅限于与以色列有关的案件。法官与检察官的日常工作环节往往依赖于跨国金融与网络服务，一旦被列入制裁名单，他们的出行、收款及办公都会遭遇重大障碍。即便有法官愿意继续履职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也会随之而来。这对参与ICC案件的所有人员，无疑是一个警示：只要触及到大国的利益，个人就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，这种“寒蝉效应”将逐渐削弱整个机构的执行意愿。

许多人不解为何一个国际法院会被某个国家如此随意影响与拆解，根本原因在于ICC看似是“全球最高法院”，实则却缺乏实权，完全依赖于大国的秩序。它并不隶属于联合国，没有五常的支持，更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或独立的金融体系。该机构的所有权力与执行能力，完全依赖各国的自愿配合，倘若大国选择不配合，它的判决也就失去了效力。因此，ICC自成立以来就呈现出“先天不足”的“怪胎”特征。其管辖范围与办案权限都受到极大的限制，只能对那些缺乏大国庇护的小国和弱国领导人下手，一旦涉及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这样的强国，即会立即失效，无法实施。

在过去的二十年中，ICC的大部分案件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国家，尤其是战乱频仍的国家。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罪行更多，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多为小国，易于控制。而对于由西方主导的战争、制裁和地缘冲突引发的人道灾难等罪行，ICC则毫无追责的行动。实际上，强国的罪行也并不缺乏，但他们总是可以轻易地凌驾于规则之上。讽刺的是，ICC的成立原本是为了抑制暴行、统一国际司法标准，最终却发展成了一个只对弱者进行审判、对强者避而不触的工具。

美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这一体系的虚伪。但应当指出的是，即便ICC存在程序上的不足与管辖争议，按照国际惯例，理应走司法抗辩、条约博弈与法律投诉的路线。然而，美国根本不打算如此，而是直接通过金融霸权、个人制裁的手段，来破坏法院的运作机制。这意味着，美国明确宣告了：国际司法能够约束小国，却无能为力于大国。

美国制裁ICC法官的行为在国际法上引发了诸多争议。首先，制裁对象为履行司法职责的法官与检察官，这直接冲击了司法独立。ICC对此表示谴责，称这些制裁“破坏法治”，构成对公正司法机构独立性的直接攻击。美国制裁的不是ICC的政策，而是具体做出司法决定的个体，已不再是单纯的“反对法院”，而是“惩罚法官”。其次，美国利用美元及国际银行体系的优势，影响他国，对第三国机构形成了实质上的威胁。苹果账户和亚马逊服务的突然抵断，表面上是资产被冻结，实际上是切断了法官与现代社会的联系。联合国人权专家也认为，这类制裁可能会被认为是妨碍司法或报复法院工作人员。尽管美国并非ICC的缔约国，确实没有义务进行合作，但“不合作”和“拆毁”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“不合作”意味着消极的不配合，而“拆毁”则是主动的毁坏行为。当美国通过制裁法官、施压成员国退出、切断法院运作所依赖的合作网络时，其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的国际交流范畴。